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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做完报告也不浪费的原则，决定发在lof上存档，万一哪天就被读书班小学妹翻到了，拯救了读《理想国》被急的焦头烂额的可爱学妹呢？【lof这么深的地方，应该不太可能。。。

【自己读完写的读书报告而已，观点都来自柏拉图，误解了观点都是我的锅

在第五卷中苏格拉底认为调正体制中的人才能完善整个体制，而能够胜任领导职位的人，只能是哲学家。并将哲学家定义为真正的哲学家是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他是智慧的爱好者，他不仅爱智慧的一部分，而是爱它的全部。真正的哲学家应该是专注于每样东西本身的人，这样的人也才是真正的爱智者。第六卷承接了第五卷的问题，苏格拉底和格劳孔与阿德曼托斯继续就哲学与哲学家这一话题探讨下去。

苏格拉底认为，既然哲学家是能把握永恒不变事物的人，而做不到这一点、迷失了方向的人就不是哲学家，从这两种人中选出城邦的领袖，那么就看谁最能守护城邦的法律和习惯，知道每一事物的实在，并且有经验、有美德，那么这样的人就能做城邦的护卫者。

这就引出了下一个讨论的话题，也就是本卷中的第一个重点话题：同一的人怎能真的具有这两个方面的优点的？也就是哲学家的天性。在这一点上苏格拉底和格劳孔达成一致：即永远酷爱那种能让他们看到永恒的不受产生于灭亡过程影响的实体的知识，并且他们爱关于实体的知识是爱其全部。除此之外，哲学家的天性里还应该有着别的品质。苏格拉底将之总结为：“一个人如果不是天赋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他是不能很好地从事哲学学习的。”首先，是一个“真”字，苏格拉底认为“一个人天性爱什么，他就会珍惜一切与之相近的东西，于是，真正的爱智者就应是从小追求真理的。”也就是爱好和亲近真理。再者，人的欲望是会被引导的，正确的引导应是流向知识、参与自身心灵的快乐，这样的人不贪，是有所节制的。再再者，哲学家在无论神还是人的事情上总是追求完整和完全的，一个性格和谐的人，既不贪财又不偏窄，既不自夸又不胆怯，必定待人处世宽容端正，也就是豁达大度。也必不畏死亡，充满勇气，学习起来聪敏有效率并且有着良好的记性。除此之外，还得有着天然有分寸而温雅的心灵。拥有这些品质的哲学家才能成为城邦的统治者，建立理想的城邦。

这个时候，阿德曼托斯对苏格拉底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作为事实，他们看到热爱哲学的那些人，不仅仅是为了完成自己的教育而学一点哲学并且还在年轻时就放下它，而是把学习它的时间拖得太久，以致其中大多数变成了怪人，而那些被认为是其中最优秀者的人物也还是被你们称赞的这种学习变成了对城邦无用的人。”

对于这个质疑，苏格拉底承认的确存在，但“在哲学家统治城邦之前城邦不能摆脱邪恶”，对此，苏格拉底用了一个航海的譬喻来解释：假如国家是一艘船，真正的哲学家是船长，这位船长有着强健的体魄和熟悉航海的天气、季节、风云等事情，但这位船长耳朵和眼睛都不太好，航海技术也不太好。于是船员们争抢着要夺权，并在夺权后大骂真正的船长为废物。这正好反映了一个真正的航海家在城邦中的处境，正是因为统治者不用哲学，因而哲学家不受尊重、甚至被诋毁为坏蛋，所以说哲学家无用。但这都是不自然的，苏格拉底给出了一个合乎自然的例子：一个人病了应是他主动去寻求医生，同理，任何要求管制的人应该是他们自己去请有能力管制他们的人来管理，也就是被统治者去求贤。所以，哲学家的无用不应该归咎于哲学本身，而是归咎于统治者的不用哲学。

接下来，苏格拉底继续指出哲学家天性的变坏的原因。

这样的原因在苏格拉底的观点里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点：一是错误的教育远比没有天赋更可怕，好比种子或胚芽得不到合适的养分向错误的方向强壮那么他就离本来的发育渐行渐远，恶对善比对不善的不良影响更为强大。没有天赋的人本就做不出什么大事，而有天赋的人做起坏事来也会得心应手。二是社会舆论对当时的诡辩家、私人教师的舆论引导，他们只是教人秀成和辩论术等却被诋毁为教坏青年的坏蛋。三是本就是从小被认为非常有天赋的哲学家们因为受到周围人的爱戴而不自觉的过度膨胀，反被引向偏路，再加上他们本有的财产。高贵的身份而更为妄自尊大骄奢自满了起来。坏的教育与坏的环境，那些勇敢、节制、美观、富裕、身体强壮、家世等等这些看上去耀眼的因素反而会对哲学家的成长起到反作用。与此同时，剩下的少数真正的哲学家孤独凄凉，而不配哲学的人眼看着哲学家圈子的冷淡却有着美名和荣誉，趁虚而入进入哲学的领域，就这样败坏了哲学的神圣，真正的哲学家更加微乎其微。

那么，阿德曼托斯就要问了：苏格拉底，你认为当今的政治制度哪一种适合于哲学呢？苏格拉底的回答是：一个也没有。哲学在不适合它本性的土地中反而变坏了。

那么描述“建立”一个这样的城邦呢？首先得有这样一个人物。这就引出了下一个重要话题：一个受哲学主宰的城邦怎样可以不腐败呢？首先得着手于哲学家还是少年时的教育，在前面柏拉图就已经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在哲学家年少时，他们学习和哲学功课应该适合儿童的接受能力；当他们正在长大成人时，应注意身体为哲学研究准备好体力条件，成熟后，加强对心灵的锻炼，当体力过衰，不再能为政治军事服务时，应让他们自在逍遥，只从事哲学研究。但这一论点很难让大众接受，必须想办法使大众潜移默化地接受。这就说到了第二点，群众对哲学的厌恶根源在伪哲学家身上，他们之间的互相攻击与争吵大大败坏了哲学的名声。但是一个真正专心专心致志与真实存在的人只会把注意力永远放在永恒不变的事物上，和神圣的秩序有着亲密交往的哲学家，在人力许可的范围内也会使自己变得有秩序和神圣的。

于是，这就要求哲学家将城邦加以描绘。苏格拉底用艺术家加以比喻，画一幅画就好比建立一个城邦要首先将人的素质擦干净，然后开始拟定政治制度的草图，最后再慢慢修改，在已拟定的制度上擦擦画画，尽可能地把人的特性画成神所喜爱的样子。这样原本带有攻击性的人们也就温和多了，进而相信哲学家。这样的理想国家虽然还没有，但柏拉图对这一理想城邦充满了自信。

既然解决了上面的问题，下面的问题就是国家制度的救助者如何产生，亦即通过什么学习和训练产生？在这一点上，苏格拉底勇敢地提出了主张：必须确定哲学家为最完善的护卫者。哲学家的天性如果是天赋具备的，那么正确的教育也就必不可少了。因此，苏格拉底提出，哲学家不仅要经历劳苦、恐怖、快乐的考验，还要更多学习中的“操练”，注意观察他们的灵魂有没有能力胜任最大的学习。那么什么是最大的学习呢？苏格拉底用了很大的圈子来阐述，总结起来，最大的学习也就是“善的理念”。那么善是快乐还是知识呢？善到底是什么？苏格拉底在此推而求其次，通过“视觉”的比喻来解释了“善的儿子”，也就是理想国中很著名的“太阳喻”。苏格拉底用人的视觉来譬喻，人的视觉就好比人的理智，而善就好比太阳，人虽然拥有视觉，但视觉想要看清东西，需要一个媒介，这个媒介也就是“光”，那么世界上的光其实都是来源于太阳，也就可以说，这个媒介就是太阳。苏格拉底将世界分为两个世界，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在可见世界里，人的视觉之所以可以看见可见事物，也就是你看见你想要看见的事物，是因为太阳发出的光使得这一可见物折射进你的眼睛中，同理，在可知世界里，把善比作太阳，视觉比作人的理智，可见事物比作可理知事物，人的理智是人天生就有的，可理知事物也是客观存在的，但人若想要用理智去看见或辨析可理知事物就需要善的理念作为媒介。善在可见世界里的反应就是太阳，正如太阳给予可见世界以光明使眼睛能够看到，善的理念给予可知事物以真理使灵魂能够了解它们而产生理智；太阳与眼睛的关系就好像善的理念与灵魂的关系，正如眼睛能看到太阳一样，灵魂的理智则能够使人洞察到善的理念。

总结来说，太阳是事物可见而存在的前提，善的理念是所有真理可知而存在的前提。并且，就如太阳高于可见世界一样，善的理念高于真理和知识，是真理和知识的源泉。

为进一步解释这些问题，苏格拉底继续运用了线段比喻将这两个世界观做了一个延伸，也就是，将世界，即认识对象表示为一条线段，这条线段首先被分成两段，分别代表可见世界和可知世界。可见世界的线段被平分为两段，第一段代表影像，指的是可感事物的阴影或者在水里或平滑固体上反射出来的影子；第二段代表感觉，指的是由影像上升到实物的周围的动物以及一切自然物和全部人造物。可知世界的线段也被平分为两段，第一段代表数理，数理的研究只能由假定出发，并且不是由假定上升到原理而是由假定下降到结论，就像几何学家研究正方形本身时必须通过研究他们所画的特殊的某个正方形一样，他们只能从假定出发下降到结论；第二段代表理念，与第一部分相反，是由假定直接上升到原理，不再使用影像而是用理念来做研究。

与认识对象的线段相对应，认识能力也有四个部分，由低到高分别是想象、信念、理智和理性。想象所获得的只是事物的投影，真实性最低，清晰性最低；信念则是对原物的认识，但仍然属于意见的范畴；理智已经上升到可知理念世界，但还不算有真正的知识；理性是最高层次的认识能力，上升到以纯理念为对象的理性状态。